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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普惠金融 提高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可得性

 发布时间:2018-08-07 11:12

一直以来,小微企业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从今年6月2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表态 “部署进一步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持续推动实体经济降成本”,到人民银行于6月24日宣布年内第三次定向降准,释放小微扶持资金2000亿元;再到6月25日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等五部委增加支小支农再贷款和再贴现额度共1500亿,并下调支小再贷款利率0.5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我国缓解小微融资难问题的迫切。

在维护金融安全、严控金融风险的当下,国家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再次强调大力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其内在逻辑何在?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日新月异,如何让这些技术更好地服务于普惠金融事业?带着这些问题,《金融时报》记者日前专访了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院长贝多广。

专访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院长贝多广  

记者:相对于大中型企业,小微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不够完善、财务管理往往不够规范,抗风险能力也比较弱。这是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背景。结合我国金融体系的结构,您认为我国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症结在哪里?

贝多广: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背后有深刻的经济规律。尽管我们已经拥有比较完整的金融体系,但金融机构大多青睐国有企业、大型企业和高净值人群。不过,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大多数金融机构,无论大小,都在越来越多地去覆盖中小微企业并提供金融服务。2017年,全国银行贷款余额中的小微企业贷款占比为24.7%。和过去10年前的10%左右相比,进步很大。现在几乎所有的大中型银行也都有小微贷款业务,这一趋势无疑会改善中国的金融结构,有利于经济发展。

但是要注意到,薄弱的金融基础设施也是影响小微企业融资的关键因素。对于普惠金融来说,金融基础设施是发展普惠金融的必要条件。以征信体系为例,当我们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去关注小微企业、弱势群体时,往往会发现这些群体的基础资料和信用记录很难获得,因此无法有效判断其风险状况,业务开展面临困难。在普惠金融基础设施方面,我们观察到普惠金融的量化指标体系、社会征信系统等都相对比较薄弱,这些是进一步发展普惠金融的重要障碍。

与此同时,国家要引导金融机构服务小微企业,检测和考核现有的银行体系中哪类机构在小微企业的投资比较多,从而可以认定它们为普惠金融专业机构。在国外,50%以上的小微贷款余额就可以界定为微型金融机构。对专业的微型金融机构,国家也应该在税收、存款准备金、审慎监管制度等方面有不同的安排。目前,在我国,农商行的小微企业贷款已经占到贷款总额54%,建议国家明确农商行为践行普惠金融的主力军。

此外,虽然目前银行对小微企业的信贷比例有很大提升,但金融机构的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为2.75%,比大型企业高1.7个百分点,单户授信500万元以下贷款不良率更高,金融机构获得的收益较难完全覆盖风险。小微企业融资不应只局限于银行信贷,而应从更广的金融工具中寻找解决方案,如在不同的生命周期关注种子基金、天使基金、风险投资、私募基金等股权类融资,探索融资渠道多元化。

记者:小微企业融资是政策支持重点,以小微企业为主要服务目标的普惠金融也成为互联网金融瞄准的方向。在您看来,互联网金融在进一步深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方面,有什么优势?

贝多广:我们现在研究比较多的是数字普惠金融,其中包含了互联网金融。数字普惠金融填补了原来一些传统金融机构服务不到或者服务不够的地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互联网金融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在这个领域实现了弯道超车,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而从全国来看,浙江又走在全国前列。

同时,发展数字化普惠金融可以提高金融可得性,因而其是发展普惠金融的重要一环。第一,数字化普惠金融具有方便快捷的特点,可以使地处偏远地区或行动不便的群体获得金融服务;第二,通过数字化普惠金融,金融消费者可以低成本地进行小额、零碎的资金收付和储蓄,尤其是贫困人群可以避免原本的时间成本、交通成本和较高的服务费用;第三,通过数字化的手段,金融机构可以提高服务效率,降低成本,如支付宝、微信支付在有支付场景的基础上,积累数据,叠加信贷产品;第四,数字化手段有利于拓展金融服务和管理金融风险,通过分析消费者的相关数据、获取金融消费者画像,从而精确地为消费者提供特定的金融服务。

记者:从人民银行的调研情况看,“政策好,但小微企业不知道、不了解”的情况比较突出。对于打通政策传导“最后一公里”,您有何建议?

贝多广:目前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已经意识到,“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金融基础设施不完善导致的。很多国家已经推出了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一方面加强建设金融基础设施;另一方面大力发展数字化普惠金融。

对于我国而言,结合国情、补足短板,是解决金融可得性问题并走完普惠金融“最后一公里”应当坚持的原则。

我国幅员辽阔,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基建完善程度和地理自然条件存在较大差异。在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的时候,应当区分不同经济地域的特征,确定不同的发展重心。在中西部地区和广大农村地区,由于经济社会条件、地理因素等限制,“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尤为突出,因此提高金融可得性、推进普惠金融发展的重点应当放在各类金融基础设施“硬件”建设上;而在东南沿海地区和城市区域,金融机构和网点覆盖率较高,各类金融硬件设施也较为完备,因此提升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多样性以适合不同层次人群特别是“中间地带”人群的需求,建立健全配套金融制度体系和征信体系等措施就显得更为重要。

总体看来,要提高金融可得性,一方面要因地制宜,考虑到不同区域的实际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具体措施;另一方面要综合考虑,从金融服务的消费者、提供者和金融基础设施三个角度入手,积极发挥各类主体的作用。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解决金融可得性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往往是制定普惠金融发展战略的出发点,除此之外,加强小微企业、贫穷人群的能力建设,普及金融教育以及推进数字化普惠金融,都是促进普惠金融发展战略落地的关键。

记者:您刚刚提到了能力建设,能否具体介绍一下在能力建设过程中需要注意什么?

贝多广:普惠金融实际上是一种载体,其本质是帮助服务对象“造血”,而不是“输血”。普惠金融是一种市场行为,不是单纯的补贴或慈善。普惠金融是以金融为载体进行赋能,进而激发出政府、企业或个人的潜在能量。

对于需求方的中、小、微和贫困群体来说,金融能力问题主要是指这些群体缺乏金融教育、知识和素养。我们研究院做了很多调查,如我们走访的某个涉农贷款试点县,其涉农贷款授信达到了全覆盖,但使用率仅为17%。另外一组数据表明,50%的贫困群体是因为对金融的“恐惧”而拒绝贷款,怕有负债、有负担,而近几年的金融科技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这些人的恐惧心理。因此,对贫困群体进行金融教育是进一步推动普惠金融的基础,这是针对金融服务贫困人群的能力建设问题。

小微企业同样存在能力问题。我国小微企业数量众多,据统计,中小企业有120多万家,工商注册在册的微型企业约有8000万家,但其平均寿命只有2.5年。而银行是以大众储蓄为基础放贷的,他们有责任保障资金的安全性。银行是否愿意为企业提供金融服务与企业本身的能力,包括产品、生命周期、管理模式、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等息息相关,因此,中小微企业的能力也关乎普惠金融的推进。

此外,金融机构作为金融服务的供应方的能力也是关键因素。小微企业贷款的不良率较高,特别是在被纳入监管并规范化后,各项成本增加,竞争也更为激烈了,实际风险也随之加大。因此,金融机构更要了解这部分企业,提出针对中小微企业的风险识别机制和商业模式。
本文整理自:中国金融新闻网